日出江花紅勝火，日出春來江水綠如藍。江花江水及賞能不憶江南？出自唐代詩人白居易作品《憶江南三首》。紅勝火春第一首詞總寫對江南的綠藍回憶，選擇了江花和春水，不南全襯以日出和春天的憶江意思背景，顯得十分鮮艷奇麗，詩詞生動地描繪出江南春意盎然的日出大好景象；第二首詞描繪杭州之美，通過山寺尋桂和錢塘觀潮的江花江水及賞畫面來驗證“江南好”，表達了作者對杭州的紅勝火春憶念之情；第三首詞描繪蘇州之美，詩人以美妙的綠藍詩筆，簡潔地勾勒出蘇州的不南全旖旎風情，表達了作者對蘇州的憶江意思憶念與向往。這三首詞各自獨立而又互為補充，詩詞分別描繪江南的日出景色美、風物美以及女性之美，藝術(shù)概括力強，意境奇妙。
作品原文
憶江南三首
白居易
其一
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
其二
江南憶，最憶是杭州；山寺月中尋桂子，郡亭枕上看潮頭。何日更重游！
其三
江南憶，其次憶吳宮；吳酒一杯春竹葉，吳娃雙舞醉芙蓉。早晚復(fù)相逢！
詞句注釋
⑴憶江南：唐教坊曲名。作者題下自注說：“此曲亦名‘謝秋娘’，每首五句。”按《樂府詩集》：“‘憶江南’一名‘望江南’，因白氏詞，后遂改名‘江南好’。”至晚唐、五代成為詞牌名。這里所指的江南主要是長江下游的江浙一帶。
⑵諳（ān）：熟悉。作者年輕時曾三次到過江南。
⑶江花：江邊的花朵。一說指江中的浪花。紅勝火：顏色鮮紅勝過火焰。
⑷綠如藍：綠得比藍還要綠。如，用法猶“于”，有勝過的意思。藍，藍草，其葉可制青綠染料。
⑸“山寺”句：作者《東城桂》詩自注說：“舊說杭州天竺寺每歲中秋有月桂子墮。”桂子，桂花。宋柳永《望海潮·東南形勝》詞：“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⑹郡亭：疑指杭州城東樓。看潮頭：錢塘江入海處，有二山南北對峙如門，水被夾束，勢極兇猛，為天下名勝。
⑺吳宮：指吳王夫差為西施所建的館娃宮，在蘇州西南靈巖山上。
⑻竹葉：酒名。即竹葉青。亦泛指美酒。《文選·張協(xié)〈七命〉》：“乃有荊南烏程，豫北竹葉，浮蟻星沸，飛華蓱接。”
⑼吳娃：原為吳地美女名。《文選·枚乘〈七發(fā)〉》：“使先施、徵舒、陽文、段干、吳娃、閭娵、傅予之徒……嬿服而御。”此詞泛指吳地美女。醉芙蓉：形容舞伎之美。
⑽早晚：猶言何日，幾時。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風操》：“嘗有甲設(shè)宴席，請乙為賓；而旦于公庭見乙之子，問之曰：‘尊侯早晚顧宅？’”
作品譯文
其一
江南的風景多么美好，風景久已熟悉。春天到來時，太陽從江面升起，把江邊的鮮花照得比火紅，碧綠的江水綠得勝過藍草。怎能叫人不懷念江南？
其二
江南的回憶，最能喚起追思的是杭州：游玩天竺寺尋找中秋的桂子，登上郡亭，枕臥其上，欣賞錢塘江大潮。什么時候能夠再次去游玩？
其三
江南的回憶，再來就是回憶蘇州的吳宮，喝一喝吳宮的美酒春竹葉，看一看吳宮的歌女雙雙起舞像朵朵迷人的芙蓉。清晨夜晚總要再次相逢。
創(chuàng)作背景
白居易曾經(jīng)擔任杭州刺史，在杭州兩年，后來又擔任蘇州刺史，任期也一年有余。在他的青年時期，曾漫游江南，旅居蘇杭，他對江南有著相當?shù)牧私猓蚀私显谒男哪恐辛粲猩羁逃∠蟆．斔虿⌒度翁K州刺史，回到洛陽后十余年，寫下了這三首《憶江南》。
而作詞的具體時間，歷來說法不同。有說在白居易離蘇州之后；有說在開成三年（838年）；有說在大和元年（827年）；王國維則說寫于“大和八九年間”。這些說法，籠統(tǒng)簡單，缺乏事實根據(jù)。劉禹錫曾作《憶江南》詞數(shù)首，是和白居易唱和的，所以他在小序中說：“和樂天春詞，依《憶江南》曲拍為句。”此詞在唐文宗開成二年（837年）初夏作于洛陽，由此可推白居易所作的三首詞也應(yīng)在開成二年初夏。
作品鑒賞
第一首泛憶江南，兼包蘇、杭，寫春景。全詞五句。一開口即贊頌“江南好！”正因為“好”，才不能不“憶”。“風景舊曾諳”一句，說明那江南風景之“好”不是聽人說的，而是當年親身感受到的、體驗過的，因而在自己的審美意識里留下了難忘的記憶。既落實了“好”字，又點明了“憶”字。接下去，即用兩句詞寫他“舊曾諳”的江南風景：“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日出”、“春來”，互文見義。春來百花盛開，已極紅艷；紅日普照，更紅得耀眼。在這里，因同色相烘染而提高了色彩的明亮度。春江水綠，紅艷艷的陽光灑滿了江岸，更顯得綠波粼粼。在這里，因異色相映襯而加強了色彩的鮮明性。作者把“花”和“日”聯(lián)系起來，為的是同色烘染；又把“花”和“江”聯(lián)系起來，為的是異色相映襯。江花紅，江水綠，二者互為背景。于是紅者更紅，“紅勝火”；綠者更綠，“綠如藍”。
杜甫寫景，善于著色。如“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燃”（《絕句》）、“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諸句，都明麗如畫。而異色相映襯的手法，顯然起了重要作用。白居易似乎有意學習，如“夕照紅于燒，晴空碧勝藍”（《秋思》）、“春草綠時連夢澤，夕波紅處近長安”（《題岳陽樓》）、“綠浪東西南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正月三日閑行》）諸聯(lián)，都因映襯手法的運用而獲得了色彩鮮明的效果。至于“日出”、“春來”兩句，更在師承前人的基礎(chǔ)上有所創(chuàng)新：在明媚的春光里，從初日、江花、江水、火焰、藍葉那里吸取顏料，兼用烘染、映襯手法而交替綜錯，又濟之以貼切的比喻，從而構(gòu)成了闊大的圖景。不僅色彩絢麗，耀人眼目；而且層次豐富，耐人聯(lián)想。
題中的“憶”字和詞中的“舊曾諳”三字還說明了此詞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層次：以北方春景映襯江南春景。全詞以追憶的情懷，寫“舊曾諳”的江南春景。而此時，作者卻在洛陽。比起江南來，洛陽的春天來得晚。作者寫于洛陽的《魏王堤》七絕云：“花寒懶發(fā)鳥慵啼，信馬閑行到日西。何處未春先有思，柳條無力魏王堤。”在江南“日出江花紅勝火”的季節(jié)，洛陽卻“花寒懶發(fā)”，只有魏王堤上的柳絲，才透出一點兒春意。
花發(fā)得比江南晚，水也有區(qū)別。洛陽有洛水、伊水，離黃河也不遠。但即使春天已經(jīng)來臨，這些水也不可能像江南春水那樣碧綠。因此作者竭力追憶江南春景，從內(nèi)心深處贊嘆“江南好”，而在用生花妙筆寫出他“舊曾諳”的江南好景之后，又不禁以“能不憶江南”的眷戀之情，收束全詞。這個收束既托出身在洛陽的作者對江南春色的無限贊嘆與懷念，又造成一種悠遠而又深長的韻味。詞雖收束，而余情搖漾，凌空遠去，自然引出第二首和第三首。
第二首詞以“江南憶，最憶是杭州”領(lǐng)起，前三字“江南憶”和第一首詞的最后三字“憶江南”勾連，形成詞意的連續(xù)性。后五字“最憶是杭州”又突出了作者最喜愛的一個江南城市。如果說第一首詞像畫家從鳥瞰的角度大筆揮灑而成的江南春意圖，那么，第二首詞便像一幅杭州之秋的畫作了。
作者很愛西湖的春天，他在詞里偏偏不寫杭州之春，這可能是為了避免和第一首詞所寫的春景重復(fù)。他寫杭州之秋，一寫靈隱寺賞月賞桂，一寫高亭之上觀錢塘江潮。兩句詞就寫出兩種境界。“山寺月中尋桂子”的“山寺”，指的是西湖西邊的靈隱寺。這座古剎有許多傳說，有的還蒙上一層神話色彩：傳說靈隱寺的桂花樹是從月宮中掉下來的。作者曾在寺中賞月，中秋節(jié)桂花飄香，那境界使他終身難忘。山、寺、月影下，尋桂子，寫出了幽美的環(huán)境，也寫了置身其間的詞人的活動。然而，詞人回憶杭州還有另一種境界使人難忘。那就是“郡亭枕上看潮頭”，錢塘江潮是大自然的奇觀，潮頭可高達數(shù)丈，所以白居易寫他躺在他郡衙的亭子里，就能看見那卷云擁雪的潮頭了，顯得趣意盎然。“郡亭枕上看潮頭”，以幽閑的筆墨帶出驚濤駭浪的景色，與上句“山寺月中尋桂子”的靜謐而朦朧的美的境界形成鮮明的對照，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白居易是熱愛杭州的，所以他在回到北方以后，又產(chǎn)生了“何日更重游”的愿望。
第三首詞在思想藝術(shù)上都不及第一、二首，加上他又寫到歌舞生活，因而許多選本都不介紹它。其實它在寫法上也并不是全無可取之處的。前兩首詞雖然也寫到人，但主要還是寫景。第三首點到吳宮，但主要卻是寫人，寫蘇州的歌舞伎和詞人自己。從整體上看，意境的變化使連章體詞顯得變化多姿，豐富多彩。
吳酒一杯春竹葉一句，一來，竹葉是為了與下句的芙蓉對偶，二來，“春”在這里是形容詞，所謂春竹葉并非一定是指竹葉青酒，而是指能帶來春意的酒。白居易在另一詩里就有“甕頭竹葉經(jīng)春熟”的說法，唐代有不少名酒以春字命名，文人大多愛酒，白居易應(yīng)該也不例外，喝著吳酒，觀“吳娃雙舞”猶如醉酒芙蓉的舞姿。“娃”，即是美女，西施就被稱為“娃”，吳王夫差為她建的房子就叫“館娃宮”。白居易這樣寫，就是出于對西施這位絕代佳人的聯(lián)想。作者不是縱情聲色的人，他欣賞的是吳娃的歌舞，希望能重睹演出，因而回到洛陽后說：“早晚復(fù)相逢。”
這三首詞，從今時憶往日，從洛陽憶蘇杭。今、昔、南、北、時間、空間的跨度都很大。每一首的頭兩句，都撫今追昔，身在洛陽，神馳江南。每一首的中間兩句，都以無限深情，追憶最難忘的江南往事。結(jié)句呢？則又回到今天，希冀那些美好的記憶有一天能夠變成活生生的現(xiàn)實。因此，整個組詞不過寥寥數(shù)十字，卻從許多層次上吸引讀者進入角色，想象主人公今昔南北所經(jīng)歷的各種情境，體驗主人公今昔南北所展現(xiàn)的各種精神活動，從而獲得尋味無窮的審美享受。
這三首詞，每首自具首尾，有一定的獨立性；而各首之間，又前后照應(yīng)，脈絡(luò)貫通，構(gòu)成有機的整體大“聯(lián)章”詩詞中，顯示出作者謀篇布局的高超藝術(shù)技巧。
作者簡介
白居易（772～846），唐代詩人。字樂天，號香山居士。生于河南新鄭，其先太原（今屬山西）人，后遷下邽（今陜西渭南東北）。貞元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元和年間任左袷遺及左贊善大夫。后因上表請求嚴緝刺死宰相武元衡的兇手，得罪權(quán)貴，貶為江州司馬。長慶初年任杭州刺史，寶歷初年任蘇州刺史，后官至刑部尚書。在文學上，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是新樂府運動的倡導(dǎo)者。其詩語言通俗，人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和元稹并稱“元白”，和劉禹錫并稱“劉白”。有《白氏長慶集》傳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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