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紅袍”自古是武夷武夷巖茶至尊,現在是武夷巖茶的代名詞,也是武夷山的第二張名片.但因為歷史久遠,戰亂頻仍,文獻流失,“大紅袍”的身世和武夷山的船棺一樣,成了一個千古之謎,招引著人們去苦苦探尋和考證.但大都沒有結果,仍然停留在民間說法和神話傳奇的層面.關于武夷山大紅袍名字的來歷小編整理了一下幾點，僅供參考。山大說
武夷山大紅袍的傳說之“皇后治病說”純屬無稽之談.歷史上離武夷山最近的京城是南宋的杭州城,依當時的信息和交通條件,從皇后“突然得病”(急性病),到找到“大紅袍”治好病,起碼要花費幾個月時間,遠水解不了近渴,這個說法顯然不符合一般的邏輯.
“武夷山大紅袍傳說縣丞祭茶說”也十分牽強.武夷山雖然自古有喊山祭茶的習俗,但縣丞作為七品小官穿大紅袍祭茶也不合乎古代嚴格的著裝禮制.
投保一億人民幣的“大紅袍母樹”雖然生長在巖壁上,但不至于高不可攀,早在3000多年前,武夷山的山民們都能把船棺安放到幾百米高的懸崖上,何況那區區的幾十米巖壁.無疑流行于廣東地區的“猴子采茶說”低估了武夷山人的智慧.
最令人信服的還是“丁顯狀元報恩說”.武夷山大紅袍導游詞(wuyishan dahongpao guide)中主要是持這個觀點,說是明朝福建籍舉子丁顯北上趕考,途經武夷山,中暑昏厥路邊,被天心寺僧人所救,以茶入藥為其治療.舉子病愈后高中狀元,回天心寺報恩,方丈說救他性命的不是僧家,而是茶葉,囑其以紅袍披蓋茶樹,以表謝恩.“大紅袍”故事從此不脛而走.靖難之變后,朱棣奪取侄子建文的帝位,為追殺傳說出家為僧的建文帝,便派胡瀠遍訪寺院宮觀,以尋訪張三豐為名查詢建文帝的下落.胡瀠也因此到武夷山,入駐天心寺,愛喝茶的胡瀠聽了“大紅袍”的故事,明代胡瀠把天心禪茶帶回并進貢給朱棣.明成祖正式詔封天心禪茶,為“大紅袍”正名,降旨天心庵“精耕勤灌,嫩摘細制,世代相傳,歲貢入京”,同時敕封天心寺為“天心永樂禪寺”,現在武夷山天心永樂禪寺還能見到“永樂茶坊”的遺存.
那么大紅袍的真相到底怎樣呢?
飲水思源,喝茶尋根.筆者花費大量的時間,跑遍了圖書館、資料室,武夷查閱了許多相關的歷史文獻,采訪了多位權威茶人,掌握了第一手資料,對各種民間說法和神話傳說予以一一求證和排除,終于得以按圖索驥地把點滴的歷史碎片加以精心拼接,基本上還原出了“大紅袍”的本來面目,以飧世人.
“大紅袍”因何得名
顧名思義,大紅袍,就是紅色的袍服.在中國服飾的發展史上,衣著大紅色的袍服主要見于明朝.繼元之后,漢族統治者重新建立了延續近320xx年的明王朝,包括服裝制度在內的漢族禮制得到了全面的恢復.明朝洪武時期,依據周禮,參考漢、唐、山大說宋歷代的紅袍話傳服飾,花了20xx年時間確立了基本的官服定制.服裝的類別基本延續過去朝服、祭服、武夷公服、山大說常服的紅袍話傳區分,官品、職位、武夷身份在服裝的山大說顏色和配飾上卻有更加明顯的辨別.《明史》記載：
洪武三年,禮部言：“歷代異尚.夏黑,商白,周赤,秦黑,漢赤,唐服飾黃,旗幟赤.今國家承元之后,取法周、漢、紅袍話傳唐、武夷宋,山大說服色所尚,于赤為宜.”
在公服穿著上,明朝廷也明確規定“一至四品著緋袍,五至七品青袍,八、九品綠袍.”文中“赤”、紅袍話傳“緋”都是指大紅色.因此,明以后紅袍漸漸成為清廉高官的代名詞.如成書于清代的《海公大紅袍傳》、《海公小紅袍傳》,描寫了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清官海瑞一生的遭際,刻畫了一個忠于職守、無私無畏、敢于鋤強誅暴、關心百姓疾苦、清廉耿介的清官形象.
可見,“大紅袍”是明代清官的指代.那么為什么又引以借代武夷山的茶樹呢?可以推測：“大紅袍”茶出現于明代,并與當時某位清正廉明的高官或朝廷有一定的聯系.
這一推測與“狀元報恩說”比較接近. 說來巧合,武夷巖茶(wuyi rock tea)的產生和朱元璋的“罷龍團,改制散茶”的詔令有很大的關系
“大紅袍”身世大揭秘
如果按“縣長命名說”,雖然有“大紅袍,民國三十二年,吳石仙題”的摩崖石刻,從而有人推測“大紅袍”得名于1943年,但《武夷山茶與風景》一書出版于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書中卻清楚地交代大紅袍“成名雖然出于品質的優良,但大半還是宣傳的功效.”假使大紅袍得名于1943年,但在命名不到一年,又值戰亂年代,顯然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宣傳功效.而且,在成書于1920xx年的《蔣叔南游記》(蔣希召著)第一集《武夷山游記》中寫道：“如大紅袍,其最上品也,每年所收天心不能一斤,天游亦十數兩耳.”可見,在1920xx年之前武夷山便有“大紅袍茶”了.
清朝道光年間,著名學者鄭光祖撰寫的百科全書《一斑祿·雜述》(1839年)卷四里說：“……若閩地產’紅袍’建旗,五十年來盛行于世”.“建”,即指建寧府(武夷山當時隸屬建寧府);“旗”,指的是茶(古代新采茶芽狀似旗、槍,古人常以“旗”、“槍”指代茶葉),按照“五十年來盛行于世”推算,“大紅袍”在清初就已經名揚天下了.這段文字的發現填補了清朝“大紅袍”文字記載的空白,把“大紅袍”有據可考的歷史至少往前推了二百年.
經過茶葉科學部門檢測,現存母樹大紅袍的樹齡在360年以上.360年前,正是明末清初.現在“大紅袍母樹”僅剩一處,不排除天游、北斗等他處的已故“大紅袍”母樹的樹齡超過360年的可能.如果這個推斷成立,那“大紅袍”的歷史就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明代.
近年來,隨著“大紅袍祖庭”——天心永樂禪寺佛教文化和寺院歷史的深入挖掘,為“狀元報恩說”、“大紅袍”始于明代增添了諸多佐證.1991年,天心永樂禪寺大雄寶殿重建時,工地挖出兩個明代的圣旨碑、一對石龍和三尊石雕佛像.從中可以斷定天心永樂禪寺受明代朝廷敕封.那么,天心永樂禪寺為什么受封呢?
《明史·胡瀠傳》記載：
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諸舊臣多從者,帝疑之.五年,遣瀠頒御制諸書,并訪仙人張邋遢,遍行天下州郡鄉邑,隱察建文帝安在.瀠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還.所至,亦間以民隱聞.母喪乞歸,不許,擢禮部左侍郎.十七年復出,巡江浙、湖、湘諸府.二十一年還朝,馳謁帝于宣府.帝已就寢,聞瀠至,急起召入.瀠悉以所聞對,漏下四鼓乃出.先瀠未至,傳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內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釋.
這段文字說的是：明成祖奪取侄子建文帝的皇位后,有人說建文帝流落海外了,有人說建文帝出家當了和尚.為了趕盡殺絕,免除后患,明成祖派禮部官員胡瀠(1375—1463)與宦官鄭和分別以尋訪張邋遢(張三豐) 與“下西洋”為幌子,在國內與海外排查建文帝的下落.同時,文中“遣瀠頒御制諸書”之句,其實是指明成祖為了掩人耳目,收買人心,懺悔惡業,廣泛“頒御制諸書”敕封寺院宮觀.受封的寺院宮觀大都冠以“永樂”字號,至今在全國許多省市仍有許多以“永樂”年號命名的寺院.天心永樂禪寺于此際受敕封,自在情理之中.
上文雖然只交代了胡瀠“十七年(公元1420xx年)復出,巡江浙、湖、湘諸府”,并沒有明確說明他來過武夷山.但在《武夷山志》(清·董天工著)專門記載來過武夷山的歷代名賢的篇章《名賢下·遺補》中有“胡瀠,字源潔,武進人,明建文庚辰進士,官禮部尚書”的記載.說明胡瀠確實來過武夷山.《武夷山志》還收錄了他的《題畫武夷圖》、《望武夷,因文公精舍在此,不勝感慨》詩兩首.此外,在佛教古籍《瑞巖實錄·詩偈》(清釋元賢著)中有胡源潔的《夜宿天心》詩：
云浮山際掩禪院,月涌天心透客居.
幽徑不寒林影下,紅袍味里夜可無?
這首詩描述了作者胡瀠夜宿天心寺,徹夜品飲“大紅袍”的情形.可見在當時,尚在明初的時候,天心寺的茶就已經冠上了“大紅袍”之名.這些事實與“狀元報恩說”幾乎吻合.
圣旨是古代最高規格的文書,頒發給寺院的圣旨一般是敕封或表彰功德.圣旨碑,一般是作為門坊等建筑的構件,或單獨立在顯眼的地方,告訴人們這里曾經受過皇帝的敕封或嘉獎.但天心永樂禪寺為什么有兩個幾乎一樣的圣旨碑呢?另一個是否是“狀元報恩說”所指的朝廷對“大紅袍”的敕封呢?
據天心永樂禪寺住持澤道法師說,“狀元報恩說”原記載于《天心寺志》,后來寺志失傳于民國戰火,便由天心永樂禪寺僧人口頭代代相傳下來.該寺院后來還受過光緒敕封,林則徐、陳寶琛等朝廷命官先后為其題額,可見天心永樂禪寺在歷史上曾經十分顯赫.可以想象,這樣顯赫的寺院肯定有自己的寺志.“狀元報恩說”和其他版本的傳說相比,更具有歷史性、文化性、邏輯性、書面性,可見其確實出自正規的文獻,而且口頭相傳的時間跨度不會太長.因為故事情節、時間、人物、事件與以上考證的史實相符,并無走樣.綜合“狀元報恩說”和上述考證結果,“大紅袍”是否受過敕封便不得而知了.
至此,上百年來眾說紛紜的“大紅袍”的身世終于真相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