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來山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全詩意思及賞析

飛來山上千尋塔，飛山聞說雞鳴見日升。上千升全詩意思及賞析出自北宋文學家、尋塔政治家王安石創作的聞說一首七言絕句《登飛來峰》。詩的雞鳴見日第一句中寫峰上古塔之高，寫出自己的飛山立足點之高。第二句巧妙地虛寫出在高塔上看到的上千升全詩意思及賞析旭日東升的輝煌景象，表現了詩人朝氣蓬勃，尋塔對前途充滿信心。聞說詩的雞鳴見日后兩句承接前兩句寫景議論抒情，使詩歌既有生動的飛山形象又有深刻的哲理。古人常有浮云蔽日、上千升全詩意思及賞析邪臣蔽賢的尋塔憂慮，而詩人卻加上“不畏”二字。聞說表現了詩人在政治上高瞻遠矚，雞鳴見日不畏奸邪的勇氣和決心。

作品原文

登飛來峰

王安石

飛來山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

作品注釋
⑴飛來峰：有兩說：一說在浙江紹興城外的林山。唐宋時其中有座應天塔。傳說此峰是從瑯琊郡東武縣飛來的，故名飛來峰。一說在今浙江杭州西湖靈隱寺前。
⑵千尋塔：很高很高的塔。尋，古時長度單位，八尺為尋。
⑶聞說：聽說。
⑷浮云：在山間浮動的云霧。望眼：視線。
⑸緣：因為。

作品韻譯

聽說在飛來峰極高的塔上，雞鳴時分可看到旭日初升。不怕浮云會遮住我的視線，只因為如今我身在最高層。

作品散譯

飛來峰頂有座高聳入云的塔，聽說雞鳴時分可以看見旭日升起。不怕層層浮云遮住我那遠眺的視野，只因為我站在飛來峰頂，登高望遠心胸寬廣。

創作背景

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夏，詩人王安石在浙江鄞縣知縣任滿回江西臨川故里時，途經杭州，寫下此詩。是他初涉宦海之作。此時詩人只有三十歲，正值壯年，抱負不凡，正好借登飛來峰一抒胸臆，表達寬闊情懷，可看作實行新法的前奏。

作品鑒賞

詩的第一句，詩人用“千尋”這一夸張的詞語，借寫峰上古塔之高，寫出自己的立足點之高。詩的第二句，巧妙地虛寫出在高塔上看到的旭日東升的輝煌景象，表現了詩人朝氣蓬勃、胸懷改革大志、對前途充滿信心，成為全詩感情色彩的基調。詩的后兩句承接前兩句寫景議論抒情，使詩歌既有生動的形象又有深刻的哲理。古人常有浮云蔽日、邪臣蔽賢的憂慮，而詩人卻加上“不畏”二字。表現了詩人在政治上高瞻遠矚，不畏奸邪的勇氣和決心。

前兩句是全詩的精華，蘊含著深刻的哲理：人不能只為眼前的利益，應該放眼大局和長遠。在寫作手法上，起句寫飛來峰的地勢，有寫峰上有千尋之塔，足見其高。此句極寫登臨之高險。承句寫目極之遼遠。承句用典，《玄中記》云：“桃都山有大樹，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以此驗之，則“聞說雞鳴見日升”七字，不僅言其目極萬里，亦且言其聲聞遐邇，頗具氣勢。雖是鋪墊之筆，亦不可等閑視之，實景語中的高唱。且作者用事，深具匠心。如典故中“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本是“先日出，后天雞鳴”，但王安石不說“聞說日升聽雞鳴”，而說“聞說雞鳴見日升”，則是“先雞鳴，后日升”。詩人用事，常有點化，此固不能以強求平仄，或用事失誤目之，恐意有另指。

第三句“不畏”二字作峻語，氣勢奪人。”浮云遮望眼”，用典。據吳小如教授考證，西漢人常把浮云比喻奸邪小人，如《新語·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賢，猶浮云之障日也。”王句即用此意。他還有一首《讀史有感》的七律，頷聯云：“當時黯暗猶承誤，末俗紛紜更亂真。”欲成就大事業，最可怕者莫甚于“浮云遮目”、“末俗亂真”，而王安石以后推行新法，恰敗于此。詩人良苦用心，于此詩已見端倪。第四句用“身在最高層”拔高詩境，有高瞻遠矚的氣概。作者點睛之筆，正在結語。若就情境說，語序應是“因為身在最高層，所以不畏浮云遮目”，但作者卻倒過來，先說果，后說因；一因一果的倒置，說明詩眼的轉換。這雖是作詩的常法，亦見出作者構思的精深。

這首詩與一般的登高詩不同。這首詩沒有過多的寫眼前之景，只寫了塔高，重點是寫自己登臨高處的感受，寄寓“站得高才能望得遠”的哲理。這與王之渙詩“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相似。前者表現一個政治變革家撥云見日、高瞻遠矚的思想境界和豪邁氣概，后者表現要想取得更好的成績，需要更加的努力的互勉或自勵之意。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與蘇軾“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一脈相承，表現技法極為相似，王詩就肯定方面而言，比喻“掌握了正確的觀點的方法，認識達到了一定的高度，就能透過現象看到本質，就不會被事物的假象迷惑。”而蘇軾是就否定方面而言的，比喻“人們之所以被事物的假象所迷惑，是因為沒有全面、客觀、正確地觀察事物，認識事物。”兩者都極具哲理性，常被用作座右銘。

作者簡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號半山，人稱半山居士。封為舒國公，后又改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漢族江右民系，北宋臨川縣城鹽埠嶺（今臨川區鄧家巷）人。慶歷二年（1042年）進士。嘉祐三年（1058年）上萬言書，提出變法主張。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任參知政事，推行新法。次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熙寧七年（1074年）罷相，次年復任宰相；熙寧九年（1076年）再次罷相，退居江寧（今江蘇南京）半山園，封舒國公，不久改封荊，世稱荊公。卒謚文。執政期間，曾與其子王雱及呂惠卿等注釋《詩經》《尚書》《周官》，時稱《三經新義》。其文雄健峭拔，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詩歌遒勁清新。所著《字說》《鐘山一日錄》等，多已散佚。今存《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后人輯有《周官新義》《詩義鉤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