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簡介《梅圣俞詩集序》北宋文學家歐陽修所寫的梅圣一篇文章。這篇序文通過對梅堯臣坎坷仕途的俞詩言文原文敘寫，提出了詩歌“殆窮者而后工”這一著名美學觀點。集序作者認為詩人“內有憂思感憤之郁積，歐陽其興于怨刺”，修文才能寫出好的注釋詩歌來。也就是翻譯說，詩人必須要有真情實感，梅圣才能把難以描摹的俞詩言文原文感情形之于詩篇。這個見解，集序與司馬遷《報任安書》中所說“詩三百篇，歐陽大抵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修文是注釋一脈相承的，與十九世紀羅馬詩人尤維納利斯所說的翻譯“憤怒出詩人”也有類似之處。序文以評述梅詩作為軸心，梅圣將議論、敘事、抒情巧妙地揉合在一起，在議論和敘述中，充溢著作者對這位杰出詩人的傾慕和惋惜之情。行文低昂頓挫，轉折自然舒紆，語言平淡無華、明白流暢，這些特點都反映了作者駕馭文字的嫻熟技巧。
作品原文
梅圣俞詩集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1，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2，多出于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3，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巔水涯之外4，見蟲魚草木、風云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郁積，其興于怨刺5，以道羈臣寡婦之所嘆6，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7。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后工也8。
予友梅圣俞，少以蔭補為吏9，累舉進士，輒抑于有司10，困于州縣，凡十余年。年今五十11，猶從辟書12，為人之佐13。郁其所蓄14，不得奮見于事業15。其家宛陵16，幼習于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17。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18。其為文章，簡古純粹19，不求茍說于世20，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于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嘆曰21：“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22。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23，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yú）？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于蟲魚物類、羈愁感嘆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
圣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吳興已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嗜圣俞詩24，而患不能盡得之，遽25喜謝氏之能類次也26，輒序而藏之。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既哭而銘之27，因索于其家，得其遺稿千余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28，六百七十七篇，為一十五卷。嗚呼!吾于圣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廬陵歐陽修序。
詞句注釋
1、達：顯達，在仕途上順利得志。
窮：困頓，在仕途上困窘不得志。
2、蓋：副詞，表不肯定。
3、蘊其所有：指懷抱理想和才干。
蘊：蓄藏。
4、放：放任、縱情。
5、興于怨刺：興起怨恨、諷刺的念頭。
怨刺：怨恨、諷刺。
6、道：表達出。
羈（jī）臣：即“羈旅之臣”，指旅居在外或被貶謫的官員。
7、工：精美。
8、殆：大概、怨怕。
窮：使……窮。
9、蔭：指因前輩功勛而得官。
補：指官員有缺額，選人授職。
10、輒：總是。
抑：壓抑。
有司：官吏。
11、今：通“近”。
12、辟書：召聘文書。
13、佐：輔佐，指郡縣的副職。
14、郁：壓抑，使不得舒發。
15、奮見：發揮、表現出來。
16、宛陵：今安徽省宣城縣。
17、長老：年老的人，長輩。
18、六經：指《詩》、《書》、《禮》、《樂》、《易》、《春秋》六部儒家經典。
19、簡古：指文風簡潔古樸。
20、茍：茍且。
說：“悅”的通假。
21、王文康公：王曙，字晦叔，號文康，河南人，宋仁宗時任宰相。
22、果：終于，到底。
薦：奉獻。
23、清廟：祖廟。
24、嗜：喜歡。
25、遽（jù）：驟然，頓時。
26、類次：分類、編排。
27、銘之：給他寫了墓志銘。
28、掇：采取，選擇。
尤：優異。
原文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于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云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郁積，其興于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嘆，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后工也。
予友梅圣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于有司，困于州縣，凡十余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奮見于事業。其家宛陵，幼習于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茍說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于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嘆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于蟲魚物類，羈愁感嘆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
圣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吳興以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嗜圣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
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遺稿千余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為一十五卷。嗚呼！吾于圣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廬陵歐陽修序。
白話譯文
我聽到世人常說：詩人仕途暢達的少，困厄的多。難道真是這樣嗎？大概是由于世上所流傳的詩歌，多出于古代困厄之士的筆下吧。大凡胸藏才智而又不能充分施展于世的士人，大都喜愛到山頭水邊去放浪形骸，看見蟲魚草木風云鳥獸等事物，往往探究它們的奇特怪異之處，內心有著憂愁感慨憤激的郁積，這些情感化為詩興，即寄托在怨恨諷刺之中，道出了逐臣寡婦的慨嘆，而寫出了人所難于言傳的感受來。大概越困厄就越能寫得工巧。如此說來，并非寫詩使人窮困潦倒，大概是窮困潦倒后才能寫出好詩來。
我的朋友梅圣俞，年輕時由于蔭襲補為下級官吏，屢次考進士，總是遭到主考部門的壓制，在地方上困厄了十多年。年已五十了，還要靠別人下聘書，去當人家的辦事員。郁積著自己的才能智慧，不能在事業上充分地表現出來。他家鄉在宛陵，幼年時就學習詩歌，從他還是個孩童時起，寫出詩句來就已使得父老長輩驚異了。等到長大，學習了六經仁義的學問，他寫出的文章簡古純正，不希求茍且取悅于世人，因此世人只知道他會寫詩罷了。然而當時人不論賢愚，談論詩歌必然會向圣俞請教。圣俞也把自己不得志的地方，喜歡通過詩歌來發泄，因此他平時所寫的東西，其中詩歌就特別多。社會上已經知道他了，卻沒有人向朝廷推薦他。從前王文康公曾看到他的詩作，慨嘆地說：“二百年沒有這樣的作品了！”雖然對他了解很深，可還是沒有加以推薦。假使他有幸得到朝廷的任用，寫出如《詩經》中雅、頌那樣的作品，來歌頌大宋的功業恩德，獻給宗廟，使他類似于商頌、周頌、魯頌等作者，難道不是很壯偉的嗎？可惜他到老也不得志，只能寫困厄者的詩歌，白白地在蟲魚之類上抒發窮苦愁悶的感嘆。社會上只喜愛他詩歌的工巧，卻不知道他困厄已久將要老死了，這難道不值得嘆息嗎？
圣俞的詩很多，自己卻不收拾整理。他的內侄謝景初擔心它太多容易散失，選取他從洛陽到吳興這段時間的作品，編為十卷。我曾經酷愛圣俞的詩作，擔心不能全部得到它，十分高興謝氏能為它分類編排，就為之作序并保存起來。
從那以后過了十五年，圣俞因病在京師去世，我已痛哭著為他寫好了墓志銘，便向他家索求，得到他的遺稿一千多篇，連同先前所保存的，選取其中特別好的共六百七十七篇，分為十五卷。啊，我對圣俞的詩歌已經評論得很多了，所以不再重復。
廬陵歐陽修序。
創作背景
文章作于嘉祐六年（1061）。此時歐陽修由樞密使轉戶部侍郎參政知事。官運亨通，志得意滿。梅圣俞名堯臣，字圣俞，北宋詩人，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其詩清新質樸，與蘇舜欽齊名，陸游在《書宛陵集后》中稱梅為唐代李白、杜甫之后的第一位作家，盛贊其詩“突過元和作”。劉克莊的《后村詩話》更將梅譽為宋詩的“開山祖師”。梅圣俞是歐陽修的好友。二人在發起詩文革新運動，反對浮靡文風的斗爭中結下深厚友誼，成為莫逆之交。梅圣俞的詩歌理論及創作，曾對歐陽修的詩歌創作產生很大影響。梅圣俞一生困頓，得不到世人重視，死于嘉祐五年。一年后，歐陽修為了表達對亡友的懷念，將他的詩編撰成《梅圣俞詩集》，并為之寫了這篇序文。
作品鑒賞
文章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作者反駁了世人關于“詩人少達而多窮”的說法。文章開始，劈頭便是一句反問：“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起筆突兀，超拔，發人深醒。接著，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上面那種觀點，主要是因為世上流傳的詩篇，多來自古代落拓文人所致。作者認為：大凡胸懷才學、抱負，而又不能在世上施展自己才能的士子，大多喜歡在山崖水濱放浪形骸，縱情漫游，借游山玩水以自遣，他們見到蟲魚草木、風云鳥獸的千姿百態，便刻意探究它們的奇特之處。這便是他們筆下的魚木蟲草、風云鳥獸逼真、傳神的原因。這些詩人由于懷才不遇，心里郁積著憂愁和憤慨。因此能寫出怨恨命運、諷刺時世的詩篇，傾訴出那些被貶斥到邊遠地區的官員和獨守空房的婦女們的哀嘆。抒寫出人們難以述說的情感，因此境遇越是困頓，詩也就寫得越好。作者在這里提出了詩“窮而后工”，“愈窮愈工”的觀點。這一觀點的本身，便是對那種“詩能窮人”傳統觀點的否定。那種“詩人少達而多窮”的說法的根本錯誤，在于將因果關系倒置了。作者的這一段議論，看似與梅圣俞無關，實際上是為下文作鋪墊。因為只有擺正了窮與詩的關系，才能理解梅詩何以能工。這便是作者文章構思的高超之處。作者關于詩歌“窮而后工”的理論與司馬遷的“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的觀點是一脈相承的，也是韓愈“不平則鳴”說的繼承與發展。而歐陽文忠公所創的“窮而后工”一句，終成為千古不變的詩歌理論。
第二部分主要介紹詩人梅圣俞的生平經歷及其詩歌創作。梅圣俞一生仕途困頓，多次考試都因受到考官的壓制而不中，到了五十歲才接受聘書，作別人手下的幕僚。徒有滿腹才學、抱負，卻不能在事業上發揮出來。作者對此深感惋惜。這些是介紹梅圣俞其人。接著又由梅圣俞其人寫到其詩。圣俞自幼練習作詩，還未成年，他的詩已經使長輩們為之驚奇。長大后又學習六經中的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因不能茍且迎合，博取時好，得不到世人的重視。因此世人只知梅詩，不知梅文。這里，作者是拿梅文作陪襯，反映出梅詩受到世人的重視和喜愛。當時不論是高明之士還是愚笨之徒，只要談到詩，都要向梅圣俞請教，梅圣俞也樂意借此在詩中抒發自己的失意之情，因此他一生的創作，尤以詩歌為多。世人都知道梅公的大名，但卻沒有人肯將其推薦給皇帝。作者對此十分痛惜。宋仁宗時任宰相的王文康公曾贊嘆梅詩“二百年無此作矣!”可見對梅詩了解很深，可是連他也沒有向皇帝舉薦圣俞。作者感嘆圣俞的才學不為世用。不能為朝廷作歌功頌德、祭祀祖廟的詩歌，而只能寫一些“蟲魚物類、羈愁感嘆”的吟詠。世人只知道喜歡他的詩，卻不知道窮困潦倒時間長了，詩人也會衰老。作者對詩人的困頓的境遇及其懷才不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同時對世人不知愛惜人才的狀況發出了由衷的感慨。
文章的第三部分主要交代了《梅圣俞詩集》的編撰經過。梅圣俞的詩寫得很多，可是他自己并不愛惜，也不注意收集，倒是他的妻子的侄子擔心詩作散佚，把他由洛陽遷到吳興以來所寫的詩作收集起來，編成十卷，作者自己一直十分喜愛圣俞的詩，因此收藏了這個詩集，并為它寫了序。十五年后，圣俞病死在京城，作者前去憑吊，向家人索取他的詩篇，得到一千多篇遺稿，又將自己以前收藏的詩加在一起，從中選出六百多篇好的詩，編成十五卷。這就是《梅圣俞詩集》的成書過程。這是一篇詩序不可缺少的部分。關于梅詩的成就及特點，歐陽修在其《書梅圣俞稿后》、《六一詩話》等文中多次論及，所以僅在此處點一句：“吾于圣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出”。表示梅詩特點很多，毋庸贅述，讓讀者自己去想象、品味。
全文是圍繞“詩窮而后工”的觀點層層展開的。首段批駁“詩人少達而多窮”的觀點，是為了立起“詩窮而后工”的論點。二段梅圣俞一生的經歷、遭遇以及他的詩文，是用具體事實說明：“窮而后工”的理論。第三段雖未明寫“窮而后工”，但仍暗含著這層意思。正是因為“窮之久而將老”，圣俞才會“以疾卒于京師”，正是因為梅詩之工，作者才能“嘗嗜圣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并為之編撰詩集。歐陽修在本文中提出的“詩窮而后工”的觀點，無疑是他對我國詩歌創作理論所作的杰出貢獻之一。這充分體現出作者構思的精妙以及結構文章的技巧。作者在表現詩人詩工時，主要采用側面烘托的方式，而不是著重正面表現。如以梅文“簡古純粹”來反映共詩之工，再用時人向其求詩，以及名人的贊語來襯托其詩工。這樣靈活多樣的表現手法使文章活潑、生動而不呆板。
作為一本詩集的序言。本文體現了“序”這一文體的應有內容要素：一是應交待成書的基本情況。文章的三、四段完成了這一任務。二是介紹作者及該書有關的思想、創作情況，述評其著作的主要特點。這是作序的主要內容和任務，故而本文的第二段用了較多的筆墨。三是要有作序者的主導思想，而且這主導思想要與該書及其作者密切相關，從而形成融貫全序乃至全書的靈魂。文章一開頭就闡發的“窮而后工”思想，就起到了這一靈魂的作用。
創作思想
歐陽修這篇序文之所以歷來受人推重，主要原因在于作者提出了“窮而后工”的創作思想。吳楚材等在《古文觀止》中說：“‘窮而后工’四字，是歐公獨創之言，實為千古不易之論。”歐陽修的“窮而后工”說，與司馬遷的“發憤而作”說和韓愈的“不平則鳴”說，一脈相承，共同發揮著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文學創作本原論。
“發憤而作”之語，源于司馬遷的《史記·太史公自序》，他認為《周易》、《春秋》、《離騷》、《國語》、《孫子兵法》、《呂覽》、《詩經》等，“大抵賢圣發憤而所為作也”，這是對《屈原·抽思》中“發憤以抒情”的繼承和發展。李贄在《忠義水滸傳序》中，對這一思想闡發得較簡明：“古之圣賢，不憤則不作矣。不憤而作，譬如不寒而顫，不病而呻吟也，雖作何觀乎！《水滸傳》者，發憤之所作也。”蒲松齡也稱自己的作品《聊齋志異》為“孤憤之書”。由此可見，“發憤而作”是中國文論的一個傳統思想。
“不平則鳴”之說，語出韓愈《送孟東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人之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韓愈的這一“不得其平則鳴”，是對司馬遷“發憤之所為作”的進一步發揮，對后世影響頗大。賀貽孫在《水田居遺書》文集卷三《詩余自序》中說：“風雅諸什，自今誦之以為和平，若在作者之旨，其初皆不平也！若使平焉，美刺諷誡何由生，而興、觀、群、怨何由起哉？”王國維《人間詞話》亦云：“古詩云：‘誰能思不歌，誰能饑不食？’詩詞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鳴者也。故‘歡愉之辭難工，愁苦之言易巧’。”由此可見，“不平則鳴”也是中國傳統文論的一個重要思想。
歐陽修的《梅圣俞詩集序》第一段，主要從三個層面闡發了“窮而后工”的創作思想：一是認為“世所傳詩者，多出于古窮人之辭”。這里的“窮”，指的是仕途坎坷、人生困厄。坎坷出詩人，困厄出詩人，從概率上看確實如此。二是強調“內有優思感憤之郁積”方能發而為詩。因為“窮”，才能感受真切、思悟深沉、感情激烈，這是文學創作必備的動力和源泉。三是肯定“愈窮則愈工”。工者，好也，美也。這讓人想起了孟子的話：“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困于心，衡于慮，而后作”。將以上三個層面聯系起來看，那就是“窮”則“郁積”深厚、“優憤”強烈，故發而多能成為“愈工”的好詩。這是符合認識論、實踐論、創作論的基本原理的。
從側重點上看，“發憤而作”說強調創作需有一種強烈的激情，“不平則鳴”說強調這激情來之于心中的不平之氣，而“窮而后工”說則強調這激情、這不平是源之于人生的窮困郁積。其實這三說在精神實質上是一致的，它們相互補充，相互發揮，共同建構了一個關于文學創作本源論的系統學說。文學創作，特別是詩歌創作的動力和源泉是什么？這三說都是聚焦于創作主體的內在積累和情感。胸中有，筆下才能有，這是必然。但這三者也沒有排斥客觀現實的本源意義：“憤”何以生？“不平”從何而來？特別是歐陽修強調“窮”，就把“憤”、“不平”與社會人生現實緊密聯系在一起了。所以說，以“發憤而作”、“不平則鳴”、“窮而后工”三說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學創作本源論，是一個既抓住要領、又相當全面的學說，應當給予充分的肯定和發揚。
人物簡介
梅堯臣（1002年5月31日—1060年5月27日），字圣俞，世稱宛陵先生，漢族，宣州宣城（今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區）人。北宋著名現實主義詩人，給事中梅詢從子。
梅堯臣初以恩蔭補桐城主簿，歷鎮安軍節度判官。于皇祐三年（1051年）始得宋仁宗召試，賜同進士出身，為太常博士。以歐陽修薦，為國子監直講，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故世稱“梅直講”、“梅都官”。嘉祐五年（1060年）卒，年五十九。
梅堯臣少即能詩，與蘇舜欽齊名，時號“蘇梅”，又與歐陽修并稱“歐梅”。為詩主張寫實，反對西昆體，所作力求平淡、含蓄，被譽為宋詩的“開山祖師”。曾參與編撰《新唐書》，并為《孫子兵法》作注。另有《宛陵先生集》及《毛詩小傳》等。
作者簡介
歐陽修（1007年8月1日－1072年9月22日），字永叔，號醉翁、六一居士，漢族，吉州永豐（今江西省吉安市永豐縣）人，北宋政治家、文學家，且在政治上負有盛名。因吉州原屬廬陵郡，以“廬陵歐陽修”自居。官至翰林學士、樞密副使、參知政事，謚號文忠，世稱歐陽文忠公。累贈太師、楚國公。后人又將其與韓愈、柳宗元和蘇軾合稱“千古文章四大家”。與韓愈、柳宗元、蘇軾、蘇洵、蘇轍、王安石、曾鞏被世人稱為“唐宋散文八大家”。
歐陽修是在宋代文學史上最早開創一代文風的文壇領袖。領導了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繼承并發展了韓愈的古文理論。他的散文創作的高度成就與其正確的古文理論相輔相成，從而開創了一代文風。歐陽修在變革文風的同時，也對詩風詞風進行了革新。在史學方面，也有較高成就。
